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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06-19

社会学地理中心的移位:一种学科史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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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期,欧洲的进步主义形象开始逐渐受到冲击。混乱不仅发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同时也发生在社会思潮领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成为在欧洲共存的竞争性意识形态。更为严重的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欧洲社会学的乐观主义情绪消失殆尽。两次战争不仅在物质上给欧洲大陆带来沉重打击,对其精神家园也造成了重创。自启蒙运动以降形成的进步神话,面临解释力和合法性的丧失。

  社会学在远离欧洲战场的美国出现了繁荣的迹象,并造就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各种社会思潮和反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一个冲突取代均衡、现实取代乌托邦的历史时期,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系统大厦终于崩塌。这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信奉社会系统自身调节能力的理论,无法应对20世纪70年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尤其是在追求实用主义知识的福利国家系统中,当功能主义理论无法为前者提供知识服务,便会面临合法性的危机。因而,古尔德纳将学科危机引入了社会学,开启了反身性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的研究,考察社会学过去的各种假设和承诺,提供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此前,米尔斯已经对美国社会学的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和科层化气质及其后果进行了内部诊断。反身性和自我审视的社会学,构成了社会学的社会学研究。在欧洲,社会学并没有放弃现代性议题,而是对它的欧洲属性进行了扩展,在强调现代性的反思性和自我修正能力的同时,将现代性的消极因素纳入讨论。同时,现代性的欧洲中心论也被打破,韦伯式的西方文明独有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理性化进程被多元论和全球化打破。

  现代性理论固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但是现代性话语并没有消亡,而是积极展开重构。现代性理论的重构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欧洲现代性的内部修正,认为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时期,但是存在更为复杂和困难的情形。此外,暴力、大屠杀与种族灭绝作为现代性的消极后果,(52)引入了社会学的讨论。新的术语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涌现,“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和“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53)“反思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54)和“另一种现代性”(another modernity),(55)现代性议题依然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它不仅包含进步的承诺,还有消极的后果,更重要的是被赋予自我修正的能力。

  其次是对现代性欧洲中心主义的调整,此举有意对非西方社会进行重新阐释,发展出“多元现代性”(56)“全球现代性”(57)和“交织现代性”的理论话语。上述三种话语打破了将西方社会视为现代性唯一标准的理论假设,认可非西方社会存在实现自身现代性的可能。多元现代性代表一种后韦伯式的文明分析方法,认为每一个地区都存在自己的地方文化,这些地方文化对现代制度的塑造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而不仅现代性的结果是多样的,实现现代性的路径也是多样的。全球现代性和多元现代性的话语类似,它甚至质疑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分析单位合法性的丧失,因为这已经是一个进入了全球共同体的时代,需要将全球国家(global state)作为分析单位。(58)格兰·瑟邦(Goran Therborn)的交织现代性更是将西方和非西方在世界历史中的接触和碰撞纳入分析视野,扭转了社会学古典时期那种西方和非西方、现代和前现代的静态分类模式,并补充了多元现代性话语中,忽视不同地区和文化之间交流和碰撞的历史。

  但是,德里克提醒大家,今天之所以能用“多元”这样的术语,源自资本主义全球化对一个共同现代性(common modernity)的塑造。(59)然而,这个共同现代性的塑造,欧洲和美国经验毫无疑问占据了主要内容。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强调,同样出现在了沃勒斯坦的论述中。他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全球范围的劳动分工,来解释非西方,如非洲和东亚的崛起和危机。在他看来,西方或者东方的命运,已被改写成了世界体系中全人类的共同命运。(60)同社会学的第一个中心——古典时期的欧洲社会学对比会发现,上述理论回应了“赛德曼之谜”,即古典社会学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忽视,开始将它们在世界的扩张和形成的后果纳入考察范畴。

  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策略调整中,反思和重构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一方面试图解决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两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和非西方社会的崛起这两个因素对西方社会学关于自身的认同提出了问题;另一方面新的现代性理论重构了非西方的他者形象。西方社会学通过对他者进行重构的活动,实现自我认同的获得。正如在历史上发生过的那样,西方的认同需要通过与他者的比较来实现。用萨义德的话来说,东方主义的一个重要功能便是帮助欧洲或者西方定义自身。(61)在西方社会学对非西方世界的持续建构过程中,首先回答西方的崛起这一历史命题,非西方社会在这里被当作现代性的反证。随着非西方的崛起,对西方社会学提出了知识要求,于是欧洲中心论的现代性被打破,非西方社会也被赋予现代性的“特权”和“潜能”,可以根据自身的文化传统,发展出自身特有的现代社会制度。

  但是,非西方社会学对这种理论调整的接受需要保持警惕,避免将其当作后现代主义的狂欢或做无的放矢的反思,后者甚至有在非西方社会复制社会学危机的风险。尤其值得非西方社会学注意的是,虽然早期的东方主义传统和欧洲中心主义论述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批判和修正,并且许多非西方地区的学者也发出了强有力的话语。如果无法结合自身历史经验进行反思和批判,而只是单纯地吸收和复制西方新理论,即便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学,也容易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陷阱,即一种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中去。

  我们对地理方位的空间认识总是夹杂着文化和政治的认同与想象。在本文中,地理中心和移位既有空间意涵,又兼具文化和政治意涵。中心与边缘的动态关系不仅包括了中心的形成与巩固,亦包括了对中心的冲击以及瓦解的后果。社会学知识的生产、传播、复制和改写,这门学科在全球的旅行以及根据地方情境发生的流变,它所反映的学科历史动态,恰恰是对世界社会历史变迁的回应。换言之,这门学科的历史并不仅仅是知识和概念发展的历史。根据人物和流派建立起来的学科内史,虽然可以清晰地呈现理论与概念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关联,但是在古典、现代和后现代的时间逻辑之外,非西方社会学对理解自身提出了要求。“非西方”在历史上会作为他者现身,成为西方现代性的反证,但是非西方社会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不仅对重新阐释提出了要求,亦使得地理上的移位存在可能。近些年比较显著的南方理论,便是在西方社会学之外结成的学术共同体,向社会学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者北大西洋支配者发起冲击,并为寻求承认而战。

  按照特纳的预言,社会学下一个发展繁荣的地区,可能会是印度和中国这类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国家。在后西方社会学(post-Western sociology)看来,社会科学的重心开始向亚洲,尤其是中国转移。这种转移甚至被视为社会科学正在发生的重要历史转折,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去西方化和跨国合作知识生产的时期。(62)社会学地理中心的移位,为中国社会学如何理解自身提供了新的理论参照,同时也为中国话语的发出提供了可能和要求。

  一方面,虽然德里克将中国视为南方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康奈尔的“南方理论”中,中国社会学并没有被提及。然而,这门学科在中国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早期社区研究的历史实践中,甚至存在“中国学派”的提法。学科的本土化和中国化一直是一项重要的知识计划,并存在热烈的讨论。在社会学的全球历史中,中国社会学是重要的参与者与实践者,中国的历史经验可以丰富南方理论及非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话语。

  另一方面,中心的移位并不是简单的社会学理论与认识论旨趣的变化,同许多非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在现代化之路上的求索,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建设成就,为社会学的理解和阐释提出了要求。中国社会学的当代实践,亦是围绕这一基本的社会情境而展开,并在社会学的问题意识、理论和方法上积累了宝贵的中国经验和故事,可以为建设一门全球社会学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中国社会学而言,这门舶来的学科并不限于欧洲或西方,还存在许多非西方的个案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作为非西方社会学代表,南方社会学的兴起代表了一种后殖民社会学的模式,而中国社会和社会学的历史境遇与发展同这种后殖民社会学存在较大的差异,本土学者也有必要在后殖民社会学之外,探讨全球语境下中国社会学的独特历史与学科品格,同时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学的位置。事实上,对中心和移位的讨论,并不是非西方社会学要结成新的堡垒或者霸权,而恰恰是在包容性的全球话语中消除社会学历史中的偏见与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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